1944年下半年，美军在太平洋诸岛登陆，发动对日本的进攻，日军海上运输更加困难。日军为支持其太平洋战争，扩大对我沿海地区的占领。海丰面临可能再次沦陷的形势。根据海丰党组织负责人李果的指示，我回家乡，通过关系打入国民党政府的仁山乡当乡长，进行合法斗争，筹备组织海丰抗日武装。党派林洪单线与我联系。同年10月间，参加秘密筹建武装活动的有林洪、蓝训材、柯克洲、林海、陈挺英等。

筹建武装队伍，碰到一些问题。我们着重研究和解决的有:这支队伍的名称，武器来源、交通情报、粮食经费，宣传和发动青年参加等，特别着重解决武器的问题。我们边筹备边发动，先后有蔡高、罗曼、王平、李仕杰、马聘、黄复、马草、吕琦、吴伟、王春、郑耀、刘覃招等参加抗日武装，他们后来都成为骨干。


1945年1月24日（农历十二月十一日），日军入侵海城，国民党县政府早已躲到黄羌，我们筹建抗日武装的工作已就绪，请马思贤拟好《海丰县人民抗日救乡队成立宣言》，在距海城不到十里的赤山约（即仁山乡）宣布成立海丰人民抗日救乡队。我任队长、何因（柯克洲）任副队长，林洪任指导员。下辖一个中队，指导员王平，吴伟任副中队长。同时成立一个有十多人的短枪队，由谢世汉、陈真负责。还成立以陈挺英为队长的民运工作队，队员有几十人。后来队伍扩大，又成立一个武装的小鬼班。


武器方面，仁山乡公所原有二三十支长枪。日军入侵前，据我党指示，我曾去找国民党县长黄仲文。他表面还是爱国的，主张抗日，因他对我印象不错，可以做工作。我对他说:目前形势紧张，日军早晚会入侵海丰，我们要武装保卫家乡。他表示赞同，并拨给我十支步枪和几担稻谷。救乡队成立时已有三四十人枪了。救乡队提出“抗日救乡，人人有责”的号召，并收缴国民党乡公所和各乡公坣的枪支，也有的青年自己带枪参加抗日武装，如曾硕、苏汝文等，以后逐步在战斗中缴获敌人武器装备自己。建队初期，我和林洪带十多名队员找田心乡乡长马德新要枪。那天傍晚，我们到了田心村，队员散布在他家周围，严密监视，我和林洪进入他家。他们觉察外边动态，对我们表示客气，寒暄之后，我们同他谈抗日救国，保护家乡的道理，邀他组织队伍合作抗日。他对抗日表示赞成，对合作则婉言拒绝。于是我们请他借些枪支子弹给救乡队，他满口应承，当即拿出十支长枪和一些子弹给我们，辞别时还亲自送我们出村。有了枪支，子弹的补充也是重要问题，除了缴获外，很多是买来的。我们布置很多人到各地收购，记得马德新有一个心腹人物，曾卖子弹给我们。枪枝有损坏，则请民间修枪师傅修理，如海城的蔡学诗曾给我们请去修枪。
作战离不开情报工作，这项工作是蓝训材负责。蓝同志的组织关系当时没有在海丰，但他是我们的老领导，关系面广，情况熟悉，斗争经验丰富。他负责情报工作后，很快建立了海城地区的情报网，情报员一般是党员或老同志担任。就我所记得的，赤山有黄贡、北笏有刘覃招，石角头有陈世扬夫妇，县城内有李奇珍。坣头、新埔、小屿和莲花山等地，也先后建了情报站。


后勤工作由救乡队副官谢绍维负责，主要是筹粮筹款。救乡队员都是满腔爱国热忱，除吃饱肚子外，没有其他要求，零用钱多是自己掏腰包。所以，后勤工作主要是解决队员的吃饭和部队必要的开支。粮食一般是救乡队开到那里就由当地筹给，找乡村“老大”或保长负责，有的由公堂供给，有的由富户筹给，后来各地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就由地方政权或民运工作队筹划。那时各阶层抗日情绪很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筹粮供给救乡队，问题不大。经费主要靠税收解决，救乡队在货运必经的路口或河道设税站，按货物数量和价值向商人收税，发给收据，当时日军和维持会的伪兵时来袭扰，顽军有时也来捣乱，因此，税站没有固定设点，只在某一区域内流动。因为是为抗日收税，税额不重，税站人员又能向商贩说明道理，货主一般乐意交纳。

救乡队的短枪队和民运工作队是救乡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短枪队的主要任务是锄奸，配合作战，袭击敌人也搞情报，做群众工作。民运工作队的的任务是做群众工作、建政、宣传，发动群众完成支前等各项任务。


救乡队成立不久，东江纵队第六支队在大安峒成立，后来六支队派刘茂任救乡队副队长。我们的作战区域主要在一、六、九区一带。这些地方是半丘陵半平原，我们不论单独作战或同六支队的独四大队联合作战，作战时都得到区、乡不脱产的救乡队的配合，使敌军陷入群众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真是打人民战争。

救乡队打第一仗是在六区的溪角山配合独四大队打海匪。六区四周驻日军，隔岭的沿海田墘、捷胜一带有海匪盘踞，国民党地方政权己瘫痪，国民党军钟超武部虽驻在南涂，却不敢打日本侵略军，也不保护群众。我们初到六区，曾由蓝训材同志派人同钟超武联络，要他合作抗日。他不同意，随后把队伍开走，后来还到鹿境乡袭击救乡队。因此，我们和独四大队担负起保卫该地区的责任。当得到海匪来溪角山抢劫的消息时，即同独四大队在半路埋伏。海匪抢了物资回去时，被我们突然袭击，打得狼狈不堪，丢下赃物逃命。我们把缴获的赃物归还失主，群众奔走相告，称赞我们是真正保卫人民群众的队伍，于是许多青年前来参加我们部队，各村纷纷成立不脱产的救乡队，全区各村还订立了联合抗日的公约。


1945年3月8日，日军三十多人从可塘窜来青坑，我们同独四大队，发动南涂、茅埔等村救乡队在流冲伏击，我队和独四大队正面攻击，各村救乡队侧面助战。他们拿着粉枪，尖串奋勇冲杀，人多势众，日军划船逃过河，被我们打死、打伤十多名。但我们胜利后打扫战场时，警惕性不高，被躲在流冲圩一间楼上的日本兵，居高临下冷枪射击，和我在一起的独四大队中队长钟通不幸头部中弹牺牲。

不久，十多名日军又来赤花村抢掠，我们和独四大队及当地救乡队把日军打得乱窜，陷入泥泞没膝的潮田，挣扎觅路逃走。此役，赤花村有一位救乡队员牺牲。3月15日，日军三十多人再犯沙港，抢登石头村后的山头，然后进犯沙港大乡。沙港救乡队奋勇登山阻击，我们联合南涂、赤花救乡队赴援，声势浩大，逼得日军缩回石头山负隅顽抗。救乡队把该山包围起来，双方相持。当夜日军悄悄溜走。经过搜索，抓了一名掉队的日军军医和一名台湾籍翻译，押至赤花村时，那位几天前作战牺牲的救乡队员的母亲，狠狠地把日军医的耳朵咬掉。这次战斗，除俘二名外，当场打死日军二名，伤多名。

在六区战斗一段时间后，我们收编了陈公明的突击队。救乡队开向一区，途中，迁回从陶河经九区，住在罗山一带乡村。以陈公明为队长的突击队已住在那里。我们事先派林岱去调查，陈公明的政治面目不明，该队冒充救乡队的名义勒索行商，还抢过船只的粮食。群众对他们乘乱抢劫的行径，非常愤恨。我和林洪，蓝训材、柯克洲等研究后，决定收编该队。蓝训材认识陈公明，便请他到我们住处商谈，把他扣留，一方面派出救乡队把突击队包围，他们没有反抗。我们缴了他们的枪，然后向他们宣布，愿意留下来参加救乡队的欢迎，要走的听便，对陈公明本人也给予教育释放，他后来去香港。

4月间，救乡队驻一区联安渡头。有一天，接到情报，日军十多名从谢道山乘船要来白町村抢掠。我们认为有把握将这小股日军消灭，于是在友冲山等处埋伏截击，派出短枪队乘日军登陆后把他们的船开走。当日军进入伏击圈时，我们集中火力射击，日军不支退却，我们乘势追击。日军失了船，进退不得，伏在岸边顽抗。我们居高临下射击，把日军火力压下，这时我正要往下冲，日军掷出手榴弹，刘茂眼尖发觉，连忙拉我后退伏下，才不至被炸。后来日军跳水逃命，被我们当靶子射击，除一名游过河逃脱外，都被我们击毙，缴获十多支枪。战斗结束，当晚加菜庆祝胜利，饭后队伍即转移到潭内村，短枪队和民运队也陆续撤离。不久，海城、梅陇和谢道山的日军三路出动，把联安后那段海惠公路严密封锁，然后进入联安，扑了个空，在附近村庄烧掠一阵之后悻悻而归。

当年4月间，中共海陆丰中心县委在大安峒重新成立，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的斗争，加强各区区委的领导。在此前后，县、区、乡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相继成立，并成立区、乡的教乡队，六支的队伍迅速扩大。我被任命为一区区委书记救乡大队大队长，此时全县各个区的救乡队已由各区区委直接指挥，县救乡队实际只存一个名义。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下山抢夺胜利果实。8月19日，钟超武纠合反动武装袭击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兴洲村。救乡队一个小队被包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吴棣伍及其儿子和救乡队小队长刘锦文壮烈牺牲。此后，六支队输出部分主力合编为东江纵队东进指挥部第五团，保留六支队建制，隶属东进指挥部，以王文魁、黄献群分任政委和支队长，我也调任六支队秘书。支队成立临时党务委员会，王文魁为书记，我和蓝训材、许昌炽、周权、朱重为委员。根据斗争需要，六支队成立了几个武装工作队，吴江、叶洪都是武工队的负责人。

海丰人民抗日救乡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结束。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了应有的贡献，动员群众抗日保乡做了一些工作，输送几百名队员到东纵第六支队，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当年海丰人民抗日救乡运动斗争如火如茶，势如汪洋大海奔腾澎湃，我的回忆仅是沧海一粟。

原刊《莲花山风云》（林泽民访问整理）